[历史如风]蒋介石的失败：从英雄到独夫（台湾篇）
2017-05-24 09:41:34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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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风]蒋介石的失败：从英雄到独夫（台湾篇）
桃园市慈湖陵寝旁边，有一座著名的纪念雕塑公园，乃是往来游客起兴驻足之处。
这座雕塑公园之所以引人，并非源于其间雕塑的华美，只因所展雕塑乃是前总统蒋介石之像。
这些蒋介石的塑像无论或坐或立或骑马，或长袍或中山装或戎装，雕像的脸部仪容却皆如模刻般一致，尽力地展现出了那位政治枭雄的“威严”、“慈爱”和“雍容”。曾几何时，这些雕像都被安放在台湾繁华街市的广场、学校政府单位的中心，在那里接受万众的朝拜，享受人民的敬爱。现在，他们却只能蜷缩在这小小的陵园，承受雨淋日晒的消磨，并被世人遗忘。
不过，历史不会遗忘。那些依然残留于民间的蒋介石雕像，则沦为清算者发泄愤怒的标靶——尤其是在每年的 2月28日，在1947年的那一天，“民族救星”蒋介石的军队向曾经热爱他的台湾人民挥起了屠刀。而那位英雄自命的领袖，又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以绝对的权力对台湾进行了铁桶般的统治。
这就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历史之格，犹如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欢欣开头，悲剧结束。
一 【光复台湾的英雄】
抗战胜利之后的蒋介石，是大多数华人眼里的民族救星。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同样不会例外。
在日治理时期，尽管台湾社会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属于殖民地次等民族的角色，并饱受日本殖民者的种族压迫。是以，台湾民众对日本的不满，在日本战败后光复之初，迅速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
据黄克武的《悲剧的历史拼图》记载，当时的台湾民众，到处传唱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沉浸在光复的喜悦之中。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阮美姝回忆父亲阮朝日当时的兴奋：“我父亲八月十五日竟然用跳回来，人还没进门就听到他的声音，大声说我们回归中国了，我们要做中国人了，不再做日本人！”。而据《台湾的历史源流》记载，当时台湾诸如日日新报等媒体上，均刊登有大量商家行号欢庆光复的广告；街上锣鼓喧天，鞭炮不断，家家张灯结彩，虽有若干民众报复日本人的骚动，但整体局势都趋于稳定，并静候国民政府的到来。
1945年10月5日，国民政府葛敬恩中将首先抵台并发号施令，结束了台湾自日本投降以来的“政治真空期”。10月中旬，陈孔达统帅的国军70军三千人连同政府官员，在同盟国飞机的掩护下，从浙江宁波由美军运输舰载运送至台湾基隆登陆，并进入台北，超过三十万台湾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前呼后拥地夹道欢呼迎接。
1946年10月21日，凯旋的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从南京飞往台湾，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当月23日下午一时半，蒋驱车前往雾峰、草屯、埔里，沿途受到民众和学生的夹到欢呼；24日下午2时，蒋依原路返回台中，沿路民众比昨日更加踊跃，当他在草屯下车，巡视区公所时，台中市民与学生，列队送行者竟然达十余里； 25日上午，蒋介石从草山宾馆出发，9时半抵达台北市，当地民众与学生分列马路两侧，以表敬意。
“其情不自禁，敬仰之心，流露于行动声色者，诚不能以笔墨形容也”。面对台湾民众的热忱，蒋介石不由感怀，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中山桥至公会堂广场，十余里长径，接续不断，狂呼欢跃之情绪，使此心受到无限之激荡。四十年之革命奋斗，八年之枉屈恶战，至此方知上帝仍不负苦心矣。”
1946年10月，蒋介石出席台湾光复一周年庆典 当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对民众代表3000余人，发表了光复节演说，并以民族领袖的姿态向台湾的民众做出保证：“我依据各方的报告，深知沦陷期间本省同胞所受长期的痛苦，更知作战时期本省同胞亦遭受了不少损失破坏；而光复以后，又因战时破坏的缘故，在复兴建设的工作上，又遇着不少的困难与阻碍”，“凡是合理而有利于台湾复兴建设的事情，中央政府不断的在督促指示长官公署，积极推进”，“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的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省份。”而后，蒋介石走向广场，对10万民众致词。紧接着再到台湾大学主持全台运动大会开幕典礼，检阅了2600余位参赛选手，正午回草山休息。
对于演讲当日的行食见闻，蒋介石颇为感慨，并于26日的日记中这样补述：“昨晚在陈长官（陈仪）公馆便饭，吃日本料理，自十六年以后，久未尝此味矣。十时后回草山。是日事忙，身疲劳而心神欣慰异常，乃叹八年苦斗，一生枉屈，至此方知，自有其无穷价值也。”16年前的1927年，蒋介石访问日本，又通过8年的抗日战争，光复了台湾，此情此景，也无怪他殊难自禁。
当时，首次赴台的蒋介石，正逢他 60 寿辰将近,易地祝寿自然有别样情趣,也为这趟举国瞩目的台湾之行增添一些喜悦色彩。前来为蒋祝寿的国民政府代表、司法院长王宠惠在致辞上恭维道:“仁者无敌,德必有邻,吹嘘所及,禹甸同春,寿考作人,康强逢吉,宏开太平,永奠基石。”辞句之妙，博得了满堂喝彩。
可惜，祝词和现实并无共同之处，短暂的蜜月并未维持很久，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二【蜜月的幻灭】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并没有完全忽视台湾光复之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早在1944年4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就设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任陈仪为主任委员。对台湾的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情况作出了颇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长达四十余万字，之后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亦获得蒋介石的接纳。为了实现台湾政局的平稳过渡，蒋介石以日本驻台总督为范本，在台湾设立了完全不同于大陆诸省的行政长官制度，并由清廉著称的陈仪担任，总揽全权；为了保证台湾经济不受急剧贬值的法币冲击，蒋介石甚至允许台湾另外发行台币。
然而，台湾的光复重建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并使得民众光复之后的喜悦迅速幻灭。
一方面，光复后的台湾，在日侨大批撤离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由于日治期间，日本人和台湾本地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机会严重不平等，
使得日本人的知识、技能、职位和历练都远超台湾本土人，而台湾人仅能处于低微的从属地位，当这些日侨撤走之后，台湾就面临乏人能用的窘境。
根据台湾行政公署1946年9月4日记者会上发布数据，台湾光复后，二十九万日侨被遣返，这些人多数在台从事政府教育和工程技术等高级工作，其中充任警察者达七千余人，担任中小学教师者达一万一千余人，占据了战前台湾从业者的绝大多数。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陈仪提拔了一些本土人士，但由于缺乏经验，殊难称职。而企业高级人才的短缺，更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的营运。
对此，李敖的《二二八研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殊不知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有日籍官员三万以上，另有日侨六十万人，占全岛人口十分之一，构成吏治中坚，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经验的熟手接班。当时宜兰的台湾人市长毫无办事经验，重要公文放在裤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子连处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陆公务员帮忙？”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行政长官陈仪的说法，他“一时实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现在除了邀请内地人才来台服务外，正积极训练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较高级的知识技能，使能胜任各种职务。”由此，操着陌生外省口音的大陆官僚，席卷台湾各地也就不足为怪了。据1946年11月由长官公署的统计数据，简任及简任级待遇官员中台籍仅占0.82%；荐任及荐任级待遇官员中，台籍仅占6.63%。而且即便在这些极少数的台籍官员中，大陆返台者就占据了里面的70%。
然而，由于陆台分离日久，彼此间语言、认知、观念相当生疏，这种近乎纯粹的陆人治台很快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台湾人以福佬话和日语沟通，对于大陆国语相当陌生，而中国大陆来台官员不但极度缺乏与民众的沟通能力，而且还因中日战争的缘故，对台湾的日本文化气息充满反感甚至蔑视，某些人甚至以“征服者”、“战胜者”的态度对待台湾人，并把大陆当时恶劣的官僚气息带到了台湾。
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的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对台湾人民演讲时就公然宣称“台湾人还没接受真正中华文化之熏陶，是二等公民。”赤裸裸地表达了对台民的歧视。
而陆官来台后，素质良莠不齐，很多人不但亲戚朋友皆得荣贵，而且还贪污腐败，恶名昭彰。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职员为该院院长的亲戚，占全法院职员过半数；台北县长则安插两百余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无能力，并将许多原来的人免职。据《民报》1946年10月的报道，当时的台湾，实际上“不论是官衔、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满，连下层员工都不录用。”
而自台湾光复以后，贪腐的新闻就不曾间断：贸易局勾结商人，获利一亿多元，局长于百溪隐匿变卖接收的日方物资，得款数千万元；专卖局长任维钧侵吞鸦片70公斤，私运香港变卖获利；陈仪旧属台北县长陆桂祥变卖日方物资，得款一亿多元；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担任台湾省印刷纸业公司总经理，贪污两千余万元。就《民报》一家报纸而言，自1945年国府接管台湾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短短一年多之间，贪污案件的报导就有五十件。
相形之下是台湾本土人才的窘迫境遇和难以适应。据《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描述，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待遇也极不平等，相同的工作，外省人的薪俸远比本省人高。后来成为台独先驱的留美博士廖文毅曾在1946年8月试图参选当时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本应当选的情况下，却因为当时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的暗箱操作而落选；针对当时官场污黑的习气，二二八殉难者汤德章也曾叹道：“当中国官，在心理上要做贪污的准备，我不愿埋没自己的良心。”
这种陆官的无能，以及对台籍人士的歧视和排挤，引发了无边的怨怒。《民报》于1946年10月26日的社论《祖国的怀抱》即指出：“祖国的政治文化的落后，并不使我们伤心，最使我们激愤的，是贪污舞弊，无廉无耻。”这实际上显示了蒋介石光复工作中政治治理的全盘失败。
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严重依赖，使得光复后的台湾经济严重缺乏技术、器材和市场，再加上人才短缺和治理不善，台湾经济很快陷入了危局之中。
众所周知，光复前的台湾经济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的低端供给，无论农业、工业，皆不能自给自足，完全仰赖于日本。随着日本战败和台湾光复，日台之间的原有贸易联系也随之断绝，整个经济事实上濒临崩溃。据1946年9月陈仪的表示，当时台湾主要农作物米、甘蔗、茶叶及凤梨等，每年所需的化学肥料硫酸铵约二十五万吨，但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当日台以往贸易断绝之后，台湾当年仅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硫酸铵二千七百吨，相差甚巨，严重影响了当年台湾农业的产量。而工业器材，近全自日本运来，战后来源几绝，产业萧条，不难想象。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官僚贪腐无能，以及国共战争下的政府物资劫夺，使得光复初期的台湾迅速陷入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的灾难之中。
首当其冲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1947年1月，一千元法币可以换36元台币，到了2月，就已经上涨到56元台币。迅速贬值的台币，使得台湾民众的财富严重缩水。更严峻的则是粮食价格的疯狂上涨，从1945年8月到1947年1月，台北市零售的米价竟然上涨了四百倍。狂飙的粮食价格造成了严峻的饥荒，平民无力购买米粮，只能靠番薯杂粮、地瓜叶勉强果腹，贫民则只能吃槟榔叶充饥。1947年2月22日第3版《人民导报》曾描述当时的场景：“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睹”。
与物价飞涨相伴的是贸易断绝后的工厂停顿和失业人口激增。据1946年底《台湾新生报》的数据，当时台湾的失业人口约为45万人。另据李筱峰《解读二二八》所言，当时就算有工作者，也很难领到薪水。
种种迹象显示，战后初期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往严重下降，再加上贪腐横行，普通民众的失望也就难以掩饰。种种恶政，最终激发了声势浩大的“二二八事件”。
三 【二二八事件的屠夫】
1946年10月，蒋介石来台视察时曾经询问台湾最高行政长官陈仪，台湾是否需要加派军队驻守。鉴于当时国军纪律败坏，严重扰民，陈仪因此力拒蒋介石加强驻军的想法。
对于陈的心思，后来构陷陈仪的国民党军统巨头毛森在其《陈仪迫汤投共始末》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因陈坚拒驻军。”面对义子汤恩伯的疑虑，陈仪甚至慨然自诩道：“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
实际上，陈仪的乐观认知，不但显示了他的自负，更表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高层，对台民的真实处境和台湾的政治危局缺乏了解。这种脱离实际的盲目乐观，使得这些人在“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很快陷入竭嘶底里地混乱甚至恐慌之中。
陈仪虽有心治台，但缺乏必要的准备，最终沦为国共政治的牺牲品 事件发生之初，宪兵团长张慕陶即认为，局势己演变到“叛国夺权的阶段”；1947年2月底，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则表示，“奸伪已经混入群众中，积极地在煽动”；面对台湾士绅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陈仪和柯远芬皆恐其别有用心。束手无策之下，陈仪唯有电告蒋介石，请求加派军队。
当时，蒋介石正专注于国共内战，他对台湾的情况并不了解，直至“二二八”事后一周，尤其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才觉严重。蒋在3月6日的日记中叹道“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乃知自己对情势的失察，不由批评陈仪道，“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
3月7日，蒋介石作出派兵入台的决定，并在日记中写道，“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次日，他召见21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
3月9日，第21师于从基隆上岸，尽管据目前史料，蒋介石曾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但在其日记中，蒋则叹息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希望善后工作“唯有怀柔以稳”。
实际上，“二二八”事件的烽火，并没有占据蒋介石多少精力，因为他的心思不得不集中于生死攸关的国共战场。尽管蒋介石依例三令五申，但“怀柔以稳”和“从宽处理”的口号从来都没有落到实处。在秩序混乱的镇压过程中，部分国民党军人和官僚尽显自身的残暴，无故滥杀、挟私枉杀不可计数。
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的柯远芬，曾公开表示：“宁可枉杀九十九个，衹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甚至声称：“对敌人宽大，就是对自己残酷。”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因为揭发过基隆警察局长郭昭文贪污，混乱中遭到戕害；前新竹检察官王育霖因为曾经捉拿过贪腐的新竹市长郭绍宗，被其在混乱之中报复虐杀。
在这场事变中，大量无辜者惨遭屠戮，其中不乏忠党爱国者和良善之辈。中医家庭出身的制宪国大代表张七郎，早在日据时期就是坚定的中华民族主义者，但由于其曾受邀参加“二二八事件委员会”，被镇压者连同二子一起处决；嘉定名医潘木枝多年救死扶伤，素有仁爱之声，却在担任民方代表与政府军谈判时，遭到枪杀；3月13日，台南市南区区长汤德章遭国军残忍戕害，高等法院却在你数日之后判其无罪。
由于混乱，死亡人数至今难以得到精确统计。面对军队、特务在“二二八”事件中无视法纪的滥杀无辜，负责镇压的行政长官陈仪也不得不叹息道：“他们事先不请求，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
“二二八”事件沉重打击了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感，并使蒋介石身上的拯救者光环迅速幻灭。日后的台独领袖彭明敏在其自传《自由的滋味》中描述事件对父亲彭清靠的影响：“父亲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他有二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对于台湾民众饱尝磨难后认同感的流失，此时的蒋介石亦有所察觉，他不由在日记中感叹：“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总之，这位光复台湾的“民族救星”，此刻在很多台民眼里，已经无异于的屠夫。
四【政宪的推动者】
“二二八”事件中台民的惨痛遭遇，随着全省戒严令的颁布而遭到了封锁，但在当时的大陆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作出了相当公允的评价。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这样写道：“……抑此次事件，……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谈道：“……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并指出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为自己的报导标题；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了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6月，台独先驱廖文毅在大陆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并于当年10月在上海市召开国际记者会，提出“台湾独立”。而这些抨击政府、主张“台独”的言论存在，实际上显示了当时大陆相当宽松的言论环境。
这种言论宽松，在当时的大陆并不仅仅限于“二二八”等突发事件，甚至包括蒋介石目为大敌的中共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发布中共军队胜利的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国军战俘认领启事，引起了国统区的恐慌。著名的新华社编辑石西民，就曾在《新华日报的回忆》中谈到，“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总之，在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新华日报》依然能够在国统区大力宣传中共的主张。
事实上，这种言论空间并非凭空存在，而是战后国民政府试行宪政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试图通过宪政和平统一国内中共、青年党和地方军阀的军队；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确声明本年内召开因抗战被推迟的国民立宪大会，制定宪法；11月15日，在中共缺席，但国民大会代表总数仍超过法定人数下，国民制宪大会开幕；12月，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制定宪法实施的准备程序；1947年元旦，蒋签署国民政府令，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1月，全国实行普选，选举出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2月25日，国民政府宣布完成宪政实施；1948年初，全国举行了立法委员直接选举，同时，各省市议会也组织了监察委员的间接选举，中华民国开始进入宪政时期。
在制宪行宪以及选举的过程中，蒋介石本人发挥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在制宪大会的一读会期间，国民党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颇为不满，试图将宪草重新修改回五五宪草的式样，民社党代表蒋匀田为维护政协宪草，宣称民社党将离席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自劝说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尊重宪政框架和民主党派意见，努力将宪草恢复原样；在国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为了保持反对党的名额，确保在野党实力，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大比例缩减了国民党的代表名额，确保了国大朝野的基本格局。
在中国青年党主席陈启天的《寄园回忆录》中，曾记载这样两件事：
参加制宪大会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对党代表，入场时发现会场上悬挂有国民党党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党代表蒋匀田认为大会乃全体国民大会，非一党大会，如挂国民党党旗，也应挂民社、青年党旗；建议仅挂国旗。这个意见蒋介石被采纳，在此后的行宪国民大会及民国政府场所中，仅悬挂国旗成为惯例；另外，依照国大组织法，与会代表应当宣誓，但誓词中有三民主义等字样，适合国民党代表。却不适合其他反对党。青年党代表余家菊当场表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应当立刻实现。我们尊重国民党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参加补行宣誓的理由，就是这样。”这个意见同样被蒋介石接纳。
据蒋匀田的《中国近代史转折点》记载，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原本对制宪前景并不乐观，张曾以为，国民党内部始终认为政协宪草违背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故张君劢在会前极其担忧国民党势必将宪草返回到五五宪草。但蒋介石最终尊重了政协宪草，并在没有中共制约的情况下通过了政协宪草，实在令他难以置信。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这样表述道：“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为了避免纠纷，部分人士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因为委员长（蒋介石）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
当时，中国的行宪特别是随后的选举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1947年11月2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蒋介石政府组织大量童子军，在选举开始当日，在各大城市街上游行呐喊，呼吁选民不要放弃选举机会；据《华盛顿邮报》则详细分析了选举的数据，当时全国登记选民1.65亿人,在11月24日回收有效选票为2千万张，投票率仅为10%，即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文盲基本未能参加选举。在大城市，投票率高达50%，但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投票率较低。例如广东省注册选民15351811人，广州市注册选民约70万，广州市参加投票者35万多人，投票率超过50%。
在选举过程中，舞弊倒票恶象重生，但这并不妨碍当时海内外舆论的积极评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亲自观看了选举过程，评价道：“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之影响。”1947年11月25日的《大公报》则称，“一般对于这次选举的观感，总认为一般选民不够热心，这可说是我们的经验还少，同时也因为这选举甚安全，毫无危险性，所以不必惊慌。”11月22日，《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中国大选开始的情形，“蒋中正先生表达了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代表大选而在中国建立可靠和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希望……然而政府如何向全国2.5亿文盲解释大选的原则和目的实在是噩梦一场。”11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选举的实况，报道称：“国民党的领导人认为，虽然人们对此次选举的热情仍然与预期地相去甚远，但他们坚信民主化的步伐迟早要走。他们说，如果中国能在50年内实现真正民主，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在写票时遇到市民偷窥，他立即转身演讲，告诉他们不记名投票的重要意义。”
著名党外人士胡适对蒋介石当时推动宪政的政治举措，深表赞赏，他评价道， “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大部分观察家眼中，此时的蒋介石堪称宪政的推动者和捍卫者。
五 【政宪的破坏者】
然而，宪政的推进，不但未能解决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其所催生的政治自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政局的紊乱和动荡。
1948年8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统计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这些学潮严重冲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威信；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频繁的纠纷使得当时的政府运作朝野僵持甚至几近瘫痪；1947年3月，因国民党内提名国大代表问题，国民党代表与国民党党中央发生激烈纠纷，基层党代表以党中央违宪为由，举着“护宪”的旗号不断抗议，控告，有的甚至绝食、抬棺冲击中央党部，1948年3月19日，蒋介石召见党代表苦劝，仍告无效，以至于蒋介石后来感叹“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
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主要学潮
时间
爆发地点
原因
实况
1946年12月
北平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全国性反美运动
1947年5月
南京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月
武汉
（同上）
学生与军警冲突
1947年10月
杭州
浙大学生会“于子三”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1948年1月
上海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1948年3月
北平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1948年4月
北平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1948年6月
沪津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1948年7月
北平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
四千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
1948年7月
北平
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死亡8名学生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行宪之后的一些负面政治后果，给了战争中不断失败的蒋介石怨天尤人的理由。1949年9 月8日，面对大陆沦陷的惨淡危局，蒋介石论及以往，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系列改革“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甚至愤恨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
事实上，蒋介石的事后认知并非孤例。当时的国防部长、著名反蒋军人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就表示，行宪和民主给了中共在国统区结社游行示威的便利，严重干扰了政府平乱工作的进行；时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陈立夫，后来在《成亡败鉴》中这样回溯道：“我们大陆的丢失，这件事（选举）具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据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回忆，抗战之后的毛泽东，对蒋的行宪也颇有类似意味的调侃：“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抗战后的军队国家化），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 18 年来未有之事。”
行宪过程中，打着“护宪”旗号，绝食抗议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国民党代表 大陆的失败，使得蒋介石对民主和宪政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深感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之“害”。而战争的危局和国民大会的瘫痪，更为宪政机制的进一步崩坏创造了条件。
1948年4月18日，鉴于内战危局，行宪之后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通过了第十二次大会三读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与总统以紧急处分权，同年5月14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正式施行，使之不受《宪法》第39、 43条限制，并规定有效期为两年半；1954年3月11日，国民大会通过审议，认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这一决议的颁布和延伸，为蒋介石日后的总统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更为其对宪政的破坏铺平了道路。
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宣告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同年5月24日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惩治叛乱条例》，以防止中共在台湾的扩散，而这部法令也成为国民政府借此铲除异己、巩固统治工具。
迁台之后，国民大会中除了台澎金马以外的各省代表，尽数丧失了自身选民基础，由于沦陷区无法选举，因此非台澎金马的国大代表、立委、监委便一直不改选。在此种状况之下，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就演变为终身代表，沦为政府豢养下维系正统地位的政治工具。
由此，国会不但难以有效监督政府，反而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政府破坏宪政的助力。1960年3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1次修订，冻结了《宪法》总统连任的限制，同年蒋介石第三次当选总统；1966年2月，《临时条款》第2次修订，则解除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的限制；1966年3月，国民大会第3次修订《临时条款》，授权总统设立动员戡乱机构、调整中央政府组织与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总统的权力在国民大会的帮助下不断扩张，宪政的尊严则遭到了无情地践踏。
宪政的破坏，往往意味着法治的沦丧。为了消灭台湾的共匪、“台独”分子，打压反对派势力，蒋介石政府借助戒严和戡乱条例，纵容情治机关不经法律程度监控检举民众政治活动，往往不经审判，即施以重惩，公权力无限拓展并且滥用，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1954年，著名教育家高一生和嘉义县参议员汤守仁被控以“叛乱”之罪，惨遭处决；1960年，著名反共知识分子雷震因参与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被冠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曾经大陆宪政的推动者蒋介石，此刻变成了台湾宪政的破坏者。大陆学者刘仲敬对此曾经有过颇为有趣的评价：“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伯拉》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老国王的两个女儿性格不同。大公主胆大放肆，小公主听话懦弱。老国王起初糊里糊涂，自由放任。大公主私奔以后，他大为恼怒，然而无济于事。马后炮的家规家教全都落到老实的小女儿头上，使得后者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姐姐一起逃走。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总结历史教训的方式，跟这位老国王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人得到的待遇，跟这位小公主也颇为神似。”
六【历史的枯荣】
1975年4月5日，88岁的老国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的儿子蒋经国为他举办了帝王般的葬礼：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领各县市长恭敬地跪拜在蒋介石的灵前；新任总统严家淦与内阁大员谨慎小心地为其轮流守灵；全省各地民众大规模致祭，各行各业在悲怅之中宣誓表忠，以继承“蒋公”遗志。
就这样，曾经解放台湾的英雄，死前却变成了奴役台湾的“恶龙”；曾经推动宪政的总统，最终却成为破坏宪政的“帝王”。身居台湾却梦归大陆的蒋介石，试图通过遍布台湾的塑像和语训，将自己的功业永恒地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然而，随着“反攻大陆”的破灭和本土意识的崛起，随着威权体制的瓦解和民主思潮的壮大，蒋介石的身姿在不同身份视角的观察下慢慢变形。“抗战复台”的丰功逐渐变得暗淡，“二二八”屠杀的景象则愈发狰狞；“推动宪政”的初衷被推动者所遗忘，“白色恐怖”的残酷则被受害者所铭记。
大陆的蒋介石，试图通过抗日和宪政赢得历史，却最终失去了大陆；台湾的蒋介石，试图通过镇压和威权稳固统治，却最终失去了台湾。今天，纵横四海的巨人此刻却躲在小小的慈湖陵园，父子相伴，遥望大陆。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芳草之间，萧瑟一隅，领袖的群像依旧肃穆威严，而曾经的功业，却只剩下纸灰化蝶，付诸丹青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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